东北抗联的作风和纪律建设

吉林省档案馆保存的日本侵华档案，是由日本侵略者形成的原始档案，记录了大量东北抗联的活动情况，是研究东北抗联史的第一手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其中，一份形成于1934年的档案，记载了日军劫掠《东北人民革命军及赤色游击队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并将其译为日文上报存档的相关情况。在这份制定于东北抗联创建初期的条例中，与纪律建设相关的条款就有10条之多，足以证明东北抗联对作风和纪律建设工作的高度重视。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作风和纪律建设在东北抗联部队建设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对东北抗联在极端艰苦环境中顽强坚持斗争具有重大意义。

钢铁纪律：东北抗联的鲜明标志。东北抗联是一支由多民族、各阶层反日群众共同组成的抗日武装。因其构成成分复杂多样、所处斗争环境艰难恶劣，作风和纪律建设的重要性更加突出。自创立之初，东北抗联就十分重视对纪律规定的制定工作，并逐步构建起一套彰显人民军队性质宗旨的制度体系，成为东北抗联这支抗日武装的重要特征。

1933年9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独立师在成立大会上发布《东北人民革命军独立师暂行规则》。这部仅有20条的军规，前18条均为惩处条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的第一部成文法规。在惩处条款中，仅“枪决”一词就先后出现7次，从“临阵偷逃者枪决”到“拖枪逃跑者枪决”，再到“烧杀人民者枪决”，规则条款涵盖了抗联部队作战与生活的各个细节，彰显了对违纪行为的零容忍。

1934年6月，中共满洲省委制定《东北人民革命军及赤色游击队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提出：“在人民革命军中设立政治部、政治委员及政治指导员制度，他是党在人民革命军中政治路线及纪律的执行者。”同时要求，要不断巩固扩大党在人民革命军中的组织领导，以实现“在党员与非党员间，应与一切破坏队伍的政治、组织、纪律、军誉等不正当的行为斗争”“使每个战斗员成为最有纪律的自觉的阶级战士”。该条例以党的建设作为作风和纪律建设的核心，将作风要求植入抗联部队肌体，将纪律要求嵌入党员的行为规范。

1937年末，针对部队内部滋生的一些不良倾向，抗联著名将领赵尚志专门致信全军师级以上干部，在这封《关于整饬军队纪律问题给各师负责同志的信》中，他号召全军干部深刻认识革命斗争的艰巨性及自身的重大使命，对不良现象和错误行为进行坚决斗争并彻底改正，体现了东北抗联“严下先严上、严兵先严官”的从严治军理念。

1940年3月，中共吉东、北满党代表会议经讨论形成《关于东北抗日救国运动的新提纲草案》。这份东北抗联斗争后期的纲领性文件也对作风和纪律作出了要求，提出“游击队对广大民众应该抱着骨肉相倚的态度，对民众的接触，务须保持严谨纪律行动……不可侵犯人民群众的生活利益，并应尊重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不可妄加干涉或轻侮”，是抗联部队一以贯之推进作风建设的真实写照。

以上率下：部队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重要来源。东北抗联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早对日作战、条件最艰苦、历时最长的一支抗日武装，经历了最为漫长、最为悲壮的14年抗日斗争。在残酷的斗争环境和恶劣的生存条件下，东北抗联所展现出的浴血奋战、顽强苦斗的革命意志正是源于严明的纪律和优良的作风。

作为东北抗联的主要领导者，杨靖宇十分重视纪律建设，坚持以严明的纪律保证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了加强宣传教育，杨靖宇把纪律建设要求写进了军歌里。在由其作词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中，他写道：“正确的革命信条应遵守，官长士兵待遇都是平等，铁般的军纪风纪要服从，锻炼成无敌的革命铁军。”通过传唱军歌，抗联战士在潜移默化中强化了纪律意识。在战斗和生活中，杨靖宇也始终带头严格遵守军规军纪。部队在金川河里地区活动期间，杨靖宇一次洗脸时随手摘下了所佩带的手枪，后在出门泼洗脸水时，造成配枪离开视线，违反了自己对指战员们提出的“枪不离身”要求，因此在风雪中自罚站岗一个多小时。他正人先正己的举动，为战士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抗联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周保中也对纪律建设异常重视，经常在与其他抗联干部的往来信件中强调军纪问题。他曾在关于军纪问题的信件中提出：“军纪为军队的命脉，赏罚分明，功过不乱，内部系统各有职责关系，军令、政令应该恪实服从遵守，一切法规限制，上级到下级，下级到上级，一样的遵守范围。”在艰难的斗争环境下，周保中始终以身作则，与战士们同甘共苦、出生入死。1938年11月，面对日伪重兵“讨伐”，周保中率部与敌周旋，馆藏《周保中日记》详细记录了这段斗争经历：“11月23日，天晴、风愈大，寒愈甚。午前七点，沿山谷走生路，留掩护队于队后，以防敌追……午后五时到山巅……乃在该处露营，煮粗皮高粱化雪为水，风大气候酷寒，但恐围火烧衣，都不成眠。”周保中在战斗中和战士们一道忍饥挨饿，有效鼓舞了军心士气，展现了抗联部队的过硬作风。

鱼水关系：密切联系群众的有力保障。在日本侵略者妄图以严酷的“集团部落”政策隔离东北抗联与群众密切联系的情势下，抗联坚持严格落实群众纪律，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这也成为东北人民在艰难的处境中积极支持抗联斗争的重要原因，对东北抗联的生存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保障作用。

1934年7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独立团和第二团攻占安图北部重镇大甸子。入镇后，部队严守革命纪律，除没收敌伪财产外，决不侵犯群众利益，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当地商会、农会等团体主动送来粮食慰劳军队，一些青年甚至主动要求加入抗日队伍。1935年12月，第二、五军西部派遣队占领郭化县官地镇和通沟岗子，部队在当地召开群众大会，进行抗日宣传，并把缴获的部分粮食和物资分发给贫困群众，受到百姓一致的拥护。

1937年4月，第三、四、五、八、九各军共700余人联合进攻依兰县城。由周保中形成的《关于进攻依兰市街概况的报告》中翔实记录了部队严守群众纪律、赢得百姓支持的场景：“我军进攻占据市街作战之部队，或外城攻击部队其动作表现：唯一目的在于消灭敌人，不妄烧（火磨焚毁系作战规定），不妄杀，不抢不夺，对市民秋毫无犯……不但市民及近郊之农民对抗日联军唯一救国行动，表示意外之好感与同情心理，同时更减低民众在日贼压迫下之依赖观念。”

抗联部队自觉遵守群众纪律的行为，在日伪档案中也有记载。1936年6月，伪满中央警务统制委员会在《思想对策月报（第一报）》中记载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四师活动情况，档案中提及抗联部队“在转移时向当地居民支付了宿舍费和伙食费等，给其留下了好印象”。同年，伪满军政部顾问部在其编印的《满洲共产匪之研究》中写道：“‘共匪’尽可能避免掠夺当地居民，只积极宣传共产主义。”

（来源：学习时报）